《春秋左传》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研究
一、《左传》的三个译本
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左传》译本：其一是 1869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的《中国经典·春秋》；其二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左传注释》；其三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嘉伯（David Schaberg， 1964— ）、哈佛大学的李惠仪（Wai-yee Li，1959— ）、俄勒冈大学的杜润德（Stephen Durrant，1944— ）等学者合作翻译的《左传》全译本（2016 年出版）。理雅各的译本在西方学术界使用时间颇长，影响颇大。在第三个译本出现之前，理雅各的译本是唯一一部《左传》全译本。直至 21 世纪初，英语世界中，研究者仍以理雅各的全译本为基础，而以高本汉的《左传注释》作为重要参考。
翻译是再创造，带有译者的学术文化背景，与原著的文化内涵保持着距离。纵观晚清以来英语世界中《左传》的翻译，因为译者主体与研究方法的改变，《左传》的翻译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点。
（一）理雅各的译本《中国经典·春秋》
理雅各的译本《中国经典·春秋》，对照《春秋》的条文，将《左传》相应章节与之一一对应，加以翻译，无经之传则附在相应史事之后。传教士理雅各希望通过翻译《中国经典》的方式接触、理解中国文化，为达此目的，他征引了很多中国古代注疏，用以阐释中国文化。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注疏的取舍仍然依据自己对《春秋》及《左传》的理解，而对中国历代注疏的学术背景及政治功用并不措意。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理雅各受中国传统注疏的影响，以致被中国注疏牵着鼻子走。 理雅各研究以中国经典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关注清代官方经学及科举制度，因为这最影响普通大众；关注宋代胡安国《春秋传》，因为它曾经是科举考试的标准；列举童蒙读物，因为它们最能体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理雅各对当时的乾嘉考据学者的关注甚少，评价不高。一则乾嘉学者侧重训诂考证，没有对经义的直接阐发；二则乾嘉学术出于少数学者，不能代表天下风尚。在理雅各看来，他的中国助手王韬学术卓越，但就实际情况来说，王韬的学术成就放在乾嘉时期并不见得特别高明，其训诂考证多取用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洪亮吉等人的成说，其地理考证脱离乾嘉汉学的学术规范并未有新的建树。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尊霸黜王，一反春秋学尊王黜霸的传统路径，传达出晚清思想启蒙的意味，这一点在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春秋》中并未见其影响。 通过耙梳理雅各译本征引王韬的片段，可以看到理雅各在遇到天文、地理、史事等专门知识的难题时倾向于问询于王韬，即便王韬的意见并不正确，也仍然被采用于书中，由此可见中国助手王韬对理雅各译本的翻译是有实际影响的；通过考察王韬未出版的《蘅花馆杂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可以看到王韬通过海路由上海寄达香港的藏书亦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持；王韬在春秋左传学中独树一帜的是他的历学成就，深入考索理雅各与王韬在春秋历学上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到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的历学受王韬的影响最为深远。（二）高本汉《左传注释》
高本汉的《左传注释》作于 1968—1970 年，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彼时高本汉已退休，距离他 1910—1912 年第一次来中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高本汉征引清代仪征经学世家刘文淇（1789—1854）《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观点共计 23处。高本汉所征引的刘氏《疏证》与上海图书馆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有同有异，高本汉所见本并不附录刘寿曾、刘富曾等人的观点，可知高本汉曾获得刘文淇编纂的原稿，未经刘氏后人修纂、改定。高本汉如何获得刘文淇《疏证》的原稿，则不得而知。 高本汉的《左传注释》致力于纠正乾嘉汉学的“偏颇”，建立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轨范。高本汉看重杜注，而非优先选择汉魏古注；他不依赖《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尔雅》等古字典，每一字词的释义均讲求内证和外证；他批评乾嘉学者过度使用音训，随意音声通转。高本汉所要说明的是：杜注并非一味都是错，古注并非一味地好；《说文》《尔雅》是汉代的古籍，不能用来解释先秦时代的经典。颇有意味的是：摆脱了对《说文》《尔雅》的依赖，高本汉的《左传注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字的本义，意即高本汉所用的内证与外证法在语言学研究中是可行的。所谓内证，即从《左传》一书的用法确定某个单字的意义；所谓外证，即从《左传》相同时代的其他古籍中搜寻用例，在历史语境中确定某个单字的意义。清代王念孙、俞樾等学者也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但该方法普及度不高。 高本汉不倚赖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其《左传注释》在释义的范围、释义的方法、文献的选择利用等方面都显现出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特点，这为如何客观评价乾嘉汉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但高本汉对乾嘉汉学某些治学规范缺乏理解，终使他对乾嘉汉学的批评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高本汉反对随意音声通转，自己却每每强作音声假借，而缺少证据支持。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不能搞定的是字词在特定语境下的修辞含义。所以，不能单用语言学方法训释字词，不能就字论字，字词背后文化因素的考察是必须和必要的。（三）2016 年《左传》全译本
2016 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左传》全译本，是继理雅各译本之后第二个《左传》全译本，甫一出版，就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首先，这个译本使用现代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地名，替换了理雅各译本的广州语音。其次，这个译本加入了西方史学著作中指导阅读的“历史学家”的角色，分析、提示、揭示史事的走向及意义。从鲁十二公即位伊始，均设“简介”，提示该鲁公年内春秋史事的重点、发展、影响等内容；在每一段译文前，适当加入提示性导读，以分析当事者的角色、地位及史事的重要性；兼用“脚注”，解释人名、地名，或加入本不属于本年的史事，以便读者获知史事的来龙去脉。 《左传》全译本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为底本，在翻译、注释上亦多多参考，全译本若有未尽之义，则可查阅杨注。《左传》全译本并不以注释、考证见长。其人名的解释依赖杜注、杨注，其地名的解释则除杨注之外，还依赖谭其骧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每一地名，均指出其在地图上的方位。《左传》全译本的简介、导语、脚注等结构，减省了字词的烦琐考证，有效地保持了《左传》译文的通畅，且为读者把握春秋 242 年的历史及其趋势提供了便宜。这种注释方法，比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更加易读，且大众化。 《左传》全译本的“绪论”采用了当今欧美《左传》研究的主流观点、意见，是了解当今欧美《左传》研究新进展的窗口。西方学者《左传》的研究重心在《左传》的编纂及其文本的形成，认为《左传》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口头传播，战国时某些口头传播的佚事（anecdote）被转写成书面文本，到汉代《左传》的文本大体已定。刘歆“创通大义”，请立《左传》为学官，《左传》遂有《春秋》之传的文体样式。西晋杜预通过特殊的义例体系，巩固了《左传》的经传身份。西方学者不再强调刘歆伪造《左传》，杜预“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但仍然看重二人参与了《左传》的编纂、经解。从战国到汉代，《左传》经历了漫长的编纂过程，意味着《左传》存在多重作者，而绝非仅止一个“左丘明”。从后现代史学的视角看，《左传》的史学价值等同于文学，无数个作者在史事编纂中加入了自己的阐释，所以《左传》不是一部春秋史书，而是一个体现史书编纂者意图的文本。 通过梳理《左传》的三个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对《左传》的性质、作用的认识一直发生着变化，且与国内学者的学术取向并不相合。19 世纪后半叶，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那里，《左传》是《春秋》之正传，依靠它才能获得《春秋》之义，而《公羊传》《穀梁传》绝不能担此重任。与此同时，晚清却大倡今文经学，乾嘉时期大盛的春秋左传学此时已经衰歇。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瑞典学者高本汉那里，《左传》是一部可信任的先秦典籍，绝非后人所能伪造。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却沿袭晚清今文经学的余绪，认为《左传》系刘歆伪造。现今欧美学术界普遍认为，《左传》在先秦时期以口头形式流传，未有定本，而今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左传》之主体在先秦即已成形，其文本容或在后代有变更，但不影响《左传》在先秦成书的事实。 国内与域外的左传学研究，竟如此隔绝、对立。学术全球化的今天，最重要的是沟通对话。理雅各的时代，西方与中国有隔膜；高本汉的《左传》研究，对乾嘉汉学的某些学术规范不甚了了；当今欧美学术界，则完全颠覆国内学者对文本的传统认知。国内与域外，如果学者各说各话，那么只能各不相干。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只有互通消息，互通有无，改善自己的学术认知结构，才能获得全新的学术生命。二、域外左传学研究
19 世纪中叶以来，域外春秋左传学自有其发展历史，与中国学术存在或疏或密的联系。在 20 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研究，往往征引中国古代注疏，但受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与中国注疏的原意存在偏差。20 世纪以后，西方语言学学者始大张旗帜，采用 20 世纪初兴起的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训释字词，与乾嘉学术的治学方法分道扬镳。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后现代史学等学术流派兴起，西方学者有意识地将中国经典的研究纳入西方学术体系，呈现出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迥然不同的风貌，无意中又将中国经典及中国文化的研究带入全球文化交流的视野。
（一）语言学的研究
1814 年，法兰西学院首设“汉学”教席，这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次将远东中国作为学术的研究对象。欧洲最负盛名的早期汉学家之一、法国学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利用传世文献了解中国，但从未来过中国。进入 19 世纪 4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理雅各等人仍将中国经典四书五经的翻译当作学习中国文化的必备功课。1873 年，汉学界颇有影响的香港报刊《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撰文，传教士终究是“业余汉学家”，传教士汉学家要摆脱这种讥评，必须研读所有的儒家经典。一直以来，语言学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必修课，许多功力深厚的汉学家首先是功力卓绝的语言学家，其次才是一个文化研究者。
瑞典学者高本汉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语言学基础，他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置身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今文经学兴盛之际，直接面对《左传》是伪书的争论。高本汉第一次使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解决《左传》的真伪问题，变经学研究为语言学研究。高本汉通过考察《左传》一书的“虚词”语法，发现《左传》精微自足的语法体系绝非任何一个人所能伪造的。
高本汉的后继者如多伦多大学教授杜百胜（W. A. C. H. Dobson，1913—1982）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深化了《左传》的语言学研究，其宗旨在于辨别《左传》的原底本及后来的附益，并扩展及先秦古籍的年代断定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尤锐（Yuri Pines，1964— ）的《左传》词汇研究，仍沿袭先秦典籍年代断定的旧有课题，试图承袭高本汉与杜百胜而更进一步，但偏重若干词语的本义、引申义的研究，与高本汉、杜百胜的虚词研究似是而非。这是因为词语的选择有限，很难做到像语法那样涉及全书，而易致以偏概全，这样反倒不容易辨别出附益和伪窜。
（二）叙事学及后现代叙事学的研究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海外左传学研究中，多种文学理论竞相登场，研究主题与方法发生巨大改变。20 世纪 70—90 年代，在西方叙事学的影响下，王靖宇（John C. Wang，1945？— ）、艾朗诺（Ronald C. Egan，1948— ）等人开始关注《左传》叙述中的道德倾向。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认为《左传》真实再现了春秋时期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左传》节译本选取《左传》中戏剧性冲突颇强的历史场景，这样的选本，使《左传》更符合西方人对“历史” 的期待视野，并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后现代叙事学的影响下，“历史”被视为“文学”，《左传》不再是春秋时代的信史，而是体现战国时期《左传》编者思想的学术史料。学者不再关注《左传》的真伪，而是关注《左传》的编纂学，学者纷纷阐释《左传》如何体现编者的意志，从高本汉以来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争辩消歇了。西方人文学科运用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口头诗学理论、礼仪理论、后现代史学理论等纷纷被引入《左传》的研究，其势头正劲，不可抵挡。
此时，西方学者对《左传》的作者、性质、成书过程、成书年代等基本面的认识已完全改变。口头诗学理论借鉴《荷马史诗》的研究经验，普遍认为《左传》经历过一个类似《荷马史诗》的漫长的口头流传的时代，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期才最终写定，成为书面文本。因为经过漫长的口头流传，《左传》的作者便不是一个（左丘明），而是多个。《左传》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其材料来源于口头流传的“佚事”，这些“佚事”均经过主观意识的加工，带有道德训诫的意义，“佚事”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叙事者所编纂的历史。史嘉伯的《人文传统中的过去：中国早期历史的形式与思想》（A Patterned Past：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以口头诗学理论研究《左传》文本，取得了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礼仪理论”颠覆了传世书面文献在承载、解读中国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西方学者认为与早期中国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词—“文”，并不是“文章”“典籍”之意，所谓“文”强调外在的形式（如服饰、举止、言辞、身份、声名、礼器的花纹、仪式的过程等），指向内在的“礼”，“文”对应的是英语中的 ritual，即“礼仪”。早期中国的“礼仪”，方为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所谓“礼仪”，既包括“礼”，也包括“仪”，所谓“仪”就代表了“礼”，好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左传》通过言辞、对话等形式的口头文本，保留了春秋时代正在消失的文化传统，又通过某些外在的仪式、服饰、动作的解读，展现着文化传统。通过《左传》记录的史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方式是口头的、礼仪表演式的，而非书面传承的。
（三）后现代史学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的后现代史学理论亦对当今欧美《左传》研究产生了影响。后现代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不能被重构，过去不能被验证，所以不可能有唯一的、正确的历史，历史是一种“叙事话语形式”，历史的真正灵魂是“阐释”，历史的编纂者通过对史料的操控、安排，表达自己对历史的“阐释”。《左传》的阐释体系由“言辞”和“佚事”组成，分析其中的修辞特征，可以发现《左传》的编纂者作为没落的贵族群体，为自己的道德、利益代言。《左传》的阐释者往往通过细微的外在符号阐释事件的意义，显示出中国文化的神秘特质。后现代史学理论与口头诗学理论、礼仪理论都有交叉重叠，皆处于后现代叙事学的观照之下。 域外《左传》研究引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均有特定的出发点，为解决特定的问题，又均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口头诗学理论研究较好地解释了《左传》与《国语》等古籍存在大量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段落，解决了《左传》的材料来源问题，但口头文本向书面文本的转换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难于确证。礼仪理论力图回答为什么现今出土的先秦文献与传世书面文献在结构、篇幅上相差千里，试图说明早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通过书面文本承继，而是通过“礼仪”的各种外在形式得以存续、流传。但是对于“礼仪”的理解，传世文献（如《礼记》）无疑又发挥了重要作用，不通过书面文本而通过各种“礼仪”理解早期中国文化，这能在多大程度与广度上揭示中国文化，还是个未知数。后现代史学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左传》作为一部历史，其中的预言总是离奇地应验，分析《左传》的编纂者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阐释体系、表达自己的政见，但是它忽视了《左传》中某些基本史实的记载不是任何人可以“向壁虚构”的这一事实。 随着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从否定中国文化过渡到“同情地理解”中国文化。19 世纪后半叶，理雅各始终脱离不了自己的西方学术背景，不能完全理解、接受中国文化。他的《中国经典》英译本秉持西方史学的“真实性”原则，拒斥、批评中国《春秋》的经解体系。20 世纪前半叶，高本汉的《左传注释》对隶属于中国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学术规范提出批评，他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为解决晚清以来“《左传》真伪”的经学疑难而作，利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考证《左传》以介词为核心的语法体系绝非后代学者所能虚造的，其研究成果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引发震动，并被学界接受。 理雅各、高本汉皆在中国经学之外，另立史学的、语言学的学术研究的轨范，对中国学术、文化本身持否定、怀疑的态度。而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解读中国学术文化的“异质性”，并创造性地使用各种文学理论解析这“异质性”，以求最大限度地解读中国文化。解读过后，中国文化便不再“神秘”、不可解，而变成西方学者可以理解的中国文化。毋庸讳言，西方学者的研究脱离中国文化本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他们的理解与中国文化自身仍然隔山隔水，并不是中国文化本身。各种文学理论因为能解决一定的问题而拓展了各自的使用空间，也终将不能解决某些问题而最终被替换。面对各种理论的不停替换，或许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借鉴什么方法，使用的“度”和边界在哪里，恐怕这也就是西方学者的《左传》研究所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本文摘编自罗军凤教授著《<春秋左传>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研究》，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罗军凤：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左传学术史、域外左传学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青年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等项目，参与国家社科重大课题1项。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1项，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专著《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获得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前言
第一章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官方经学 1
第一节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来源 2
第二节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材料来源 15
第三节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 26
第二章 王韬与理雅各的学术交往 46
第一节 从文献征引看王韬与理雅各的学术交往 47
第二节 从抄本《蘅花馆杂录》的五个书目看王韬与理雅各的学术交往 51
第三节 王韬的春秋左传学与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冲突 58
第四节 王韬的春秋历学对《中国经典·春秋》的影响 76
第三章 高本汉《左传注释》与乾嘉汉学 92
第一节 高本汉《左传》研究的方法论 92
第二节 高本汉《左传注释》征引《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考 107
第三节 高本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及其衍变 123
第四章 从叙事学到后现代叙事学：域外左传学的新进展 143
第一节 《左传》研究与现代叙事学 143
第二节 《左传》研究与口头诗学理论 149
第三节 《左传》研究与礼仪理论 164
第四节 《左传》研究与后现代史学理论 176
第五章 《左传》全译本与欧美《左传》研究之现状 191
第一节 对《左传》基本情况的认识 191
第二节 对《左传》释经体系的认识 197
第三节 《左传》全译本的注释体例 200
参考文献 204
后记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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